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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2020-08-27 09:37:06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蒋余浩

在近日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指出“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并明确提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辩证认识中国经济的世界地位

众所周知,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导致贸易和投资严重萎缩。全球供应链由于各国的社会隔离政策,同样陷入一种“隔离”或“断裂”状态。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政客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出台“去全球化”政策,也为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趋势火上浇油。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可能性加剧,甚至面临着二战以来最深刻的一次重构。然而,由于全球生产、贸易的高度相互依赖性,以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地位,在短时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彻底“去中国化”的效果。正视全球化发展出现的新变化趋势,只要中国应对举措得当,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不会在短期内轻易被颠覆,而坚持与世界经济保持联系,以开放合作为基础,中国的固有优势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之所以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不会轻易丧失,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占据多个行业价值链的重要地位,全球价值链重构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改变这样的格局。例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9年发布的《2019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WTO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在纺织业中,世界的三个供应中心分别是意大利、中国和美国,而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占据纺织业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地位;在信息通信产业中,世界的三个供应中心分别是德国、中国和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共同构成信息通信产业的“亚洲供应中心”,中国大陆已经处于新兴技术产业全球网络的关键节点。较之纺织业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在信息通信产业中,中国大陆与美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德国等世界主要产品供应国和地区的相互关联程度更高。

第二,世界贸易的相互关联度非常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地位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被轻易取代。借助经合组织(OECD)的“增值贸易数据库”(Trade in Value-Added Database),将关注点限定在某国直接或间接购买的商品的来源上,可以大致了解国际供应链的关联状况,从中能看出中国对于国际商品贸易的重要作用:各国在商品贸易方面存在显著的相互依赖关系,如美国买入的商品中,中国的附加值占7%;而中国买入的商品中,美国的附加值占6%。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是全世界商品生产最多的国家,换句话说,这四个国家是在当今的商品贸易领域赚走世界各国的钱最多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占据稍次一些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已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已是“世界市场”。

第三,中国有较健全的产业门类和产业链,而且产业结构日益优化,仍然是国内外制造业实体经济较为理想的发展环境。中国是目前全世界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在产业分布的广度方面,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产业生态十分健全,能够支撑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加工到工业母机制造的一切工业产品生产。为顺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在近年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变迁。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国内外生产行业对技术进步、管理进步的要求,带来产业转移和升级调整、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增加、落后产能不断出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需求提升引起大类产业比重优化,整个国民经济重心由第二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从GDP增长贡献率看,中国的第二产业贡献率从2000年的45.54%下降至2019年的36.8%,而第三产业则从2000年39.79%增至2019年59.4%。从第三产业内部构成来看,房地产业、金融业、信息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近40年来占比增长较为明显。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驱动力正由投资驱动逐渐向消费驱动转变,资本形成率(投资率)由2010年的47%下降到2019年的43.1%,消费率则从2010年的49.3%升到2019年的55.4%。

总而言之,中国是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在全球技术和资本扩散的过程中,有效地发展了自身。在当前,中国需要持之以恒地推动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在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保持定力。其实,即使因疫情和少数国家“去中国化”政策的影响,一部分国外企业离开了中国,中国也完全有能力利用腾出来的市场空间推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实现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攀升。

同时,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有赖于对于我们自身问题的清晰认识。

其一,中国的全球优势地位虽然十分显著,但与“制造业世界强国”的差距还相当大。中国在许多关键领域缺乏原创性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也有大幅提升的空间,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任务艰巨而紧迫,并不能一蹴而就。

其二,中国的产业状态表明,我们不可能在全球经济衰退中独善其身。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国服务业也不能通过封闭的经济政策来应对世界变化。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国内需求难以快速复苏,外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一方面,我们可以树立信心,通过维持与世界的开放合作,巩固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完全不能自高自大,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发展的依靠了。事实上,世界经济一旦崩溃,中国非常可能是其中受损最大的国家之一。

只有正视这种严峻现实,我们才可能深刻体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关于“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格局”等一系列战略举措的重大意义。

加快推动教育、医疗、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改革

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变化,着力点还是在勤修内功的“深化改革”上,以深化改革推动实现进一步的开放合作。中央层面已经推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要素流动、深化国企改革、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重要政策。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实施部门还可以考虑如下选择。

首先,加快推动教育、医疗、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改革,加强“软性”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精简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减少投资限制,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在金融业、服务业、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进一步开放,尤其是加速放宽外国投资者关注且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加快推进多边和双边合作协议的谈判,等等。又如,推动和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公共卫生、医疗、生物医学、风险防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的科技研发合作和商业合作,保障中国企业家与世界各国企业家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其次,加快推动国企改革,尤其明确中央企业的定位,强化其科技创新引领功能。2018年,科技部、国资委曾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和支持中央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中央企业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特别提出将技术进步要求高的中央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纳入经营业绩考核。这是一条能充分发挥我们体制优势的政策:中央企业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部署骨干力量发挥引领作用,带动其上下游各类企业打造创新合作网络,整体提高相关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而科研投入的量化考核规定,能保证央企在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和构建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火车头作用。在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思考中,我们需要落实如何使央企的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与中小型企业灵活面向市场的创造能力衔接起来,共同为提升我国的工业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做出贡献。

其三,大力度设立县域政策试验田,为中小企业发展拓展空间。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有许多地方已经形成深厚的本土企业家传统,从事从制造业到高端服务业的各类经营。加大针对这些地方的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本土企业家创建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是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应对外企迁离的可选择举措之一。譬如说,广东省佛山市的顺德区,从1970年代中后期承接“三来一补”加工业务起步,到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达3163.93亿元,连续七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一位。近年来,顺德针对其土地资源有限、发展空间受制约,确立了以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为抓手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制定通过复垦复绿,建设现代化产业聚集区的规划方案,力图为优质的中小型企业提供符合现代化产业聚集要求的园区建设。诸如此类有着丰厚本土企业家资源的县域地区,在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还有很多,有必要及时给予这些地方以优惠的政策支持,帮助那里的本土企业家激发活力、转型升级,那么,即使部分外资企业搬离,本土企业也能迅速填补其在市场、用工和产业链上留出的空缺,而且能够整体带动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和科创水平提高,实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而且,以县域地区作为政策试验田,还有改革成本可控、政策资源投入牵涉面有限、可复制性强等优势。